張利賓:中國能源爭議解決年度觀察(2017)

日期:2018-01-01 12:00:00

一、五年回顧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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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回顧

2014 年以來,北京仲裁委員會/北京國際仲裁中心(以下簡稱北仲)主編的《中國商事爭議解決年度觀察》開始針對能源行業糾紛案件的訴訟和仲裁實踐進行分析和報告。一般而言,能源法主要涉及以下四個方面,即:能源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礦產資源)的物權歸屬和利用、市場準入、市場競爭和反壟斷、外部性成本和環境保護。近幾年,政府監管及能源行業的糾紛和爭議解決主要也是在上述四個方面展開。

從能源領域發生糾紛的類別來看,近五年能源糾紛仍以傳統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方面的糾紛為主,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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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仲 2012‐2016 年受理能源領域案件數和構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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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仲 2012‐2016 年受理能源領域案件標的額和構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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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傳統能源依然是能源糾紛的主要來源,案件數量和爭議標的額占比很高。該類案件以礦權轉讓糾紛為主,集中反映了當前我國能源市場礦權轉讓的亂象。

近幾年,我國大力推進對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進行調整與轉型,中央更是通過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推進煤炭去產能,以氣代煤。但是大力發展天然氣還存在很多障礙,如國內氣價偏高,國家政策和法律上存在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等。本報告將更加關注天然氣法律和政策以及相關案例的研究,包括對購氣合同(GSA)、國際天然氣貿易中使用的長期、中短期和現貨的 LNG 銷售購買協議(SPA) 和涉及到的價格復議、專家仲裁,以及天然氣下游的城鎮燃氣特許經營合同糾紛和不正當競爭糾紛及其解決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

我們同時也將關注新能源領域的法律政策和糾紛解決。通過對新能源領域案件的觀察,我們發現,盡管在國家層面出臺了很多鼓勵、支持新能源的發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規,有些地方政府仍然是以增加地方財政稅收和 GDP 發展指標作為考量標準,并未嚴格執行國家相關政策要求;有些具有壟斷地位的公司濫用市場壟斷地位,擾亂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同時對新能源企業進行打壓,侵犯其正當的投資利益和經營利益,棄風和棄光現象嚴重,強制要求新能源發電在并網時讓位于火電,導致一些新能源企業遭受重大損失,釀致眾多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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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概述

相比較 2015 年,2016 年能源糾紛案件有增無減,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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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仲 2016 年受理能源領域案件數和構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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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仲 2016 年受理能源領域案件標的額和構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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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 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人民法院礦業權民事糾紛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油氣和煤炭礦權轉讓)是今年的熱點問題之一,也將是本報告將討論的重點。長期以來,在市場準入放開較早的煤炭行業,礦權爭議亂象一直存在,而有關礦權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的梳理。鑒于油氣礦權是油氣行業放開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且中國油氣行業的改革方案在 2017 年即將出臺,因此本年度報告將重點關注礦權轉讓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能源法的研究應該從礦產資源物權的歸屬和利用開始,能源改革也以此為邏輯元點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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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法規及政策的重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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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天然氣行業的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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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氣改革穩步推進,但油氣改革方案仍未出臺


2016 年,我國油氣行業的改革進展相對緩慢,這與國家的油氣改革方案仍未出臺有關。盡管如此,政府在推進天然氣價格的制定和管網對第三方開發方面有較大的進展。2016 9 2 日,國家能源局發布了《關于做好油氣管網設施開放相關信息公開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及相關油氣企業公開其油氣管網設施的信息,這將促進油氣行業中游第三方準入改革,逐步實現管網獨立。

2.?制定天然氣定價機制推進天然氣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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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8 26 日,國家發改委下發《關于加強地方天然氣輸配價格監管降低企業用氣成本的通知》,提出了加強天然氣輸配價格監管是降低用氣企業成本、促進天然氣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措施;并明確了監管部門對天然氣監管的五大措施,即“全面梳理天然氣各環節價格、降低過高的省內管道運輸價格和配氣價格、減少供氣中間環節、整頓規范收費行為以及建立健全監管長效機制”。

2016 10 9 日,國家發改委印發《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管理辦法(試行》和《天然氣管道運輸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2017.01.01??實施,進一步指明了天然氣價格“放開兩頭,管住中間”的改革方向。前者制定了“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則的定價方法,即通過核定管道運輸企業的準許成本,監管準許收益,考慮稅收等因素確定年度準許總收入,核定管道運輸價格。上述價格管理辦法明確了管道運輸企業的管道運輸業務年度準許總收入由準許成本、準許收入以及稅費組成,準許收益率按管道負荷率(實際輸氣量/設計輸氣能力不低于 75% 取得稅后全投資收益率 8%的原則確定。通過管道負荷率與全投資收益率 8%的銜接,促使管道運營方擴大對第三方的開放。顯然,理順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將為下一步發展天然氣市場,擴大天然氣的使用以及天然氣行業的改革提供必要條件。

2016 12 2 日,國家能源局向各單位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對天然氣的定位、存在問題、發展目標、政策配套方面均提出了詳盡意見。

(二)煤炭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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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進一步去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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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國政府在煤炭行業的主要政策是化解過剩產能。中國每年用煤三十六億噸,全世界煤炭的消費一半在中國。按照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先生的觀點,“我國煤炭消費量太大,想把大氣霧霾徹底治理,煤炭消費量必須得降下來”。

2016 2 1 日,國務院印發《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明確要求進一步化解煤炭行業過剩產能、推動煤炭企業實現脫困發展 9?項主要任務,即“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和其他不符合產業政策的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推進企業改革重組,促進行業調整轉型,嚴格治理不安全生產,嚴格控制超能力生產,嚴格治理違法違規建設,嚴格限制劣質煤使用”。為支持煤炭行業去產能的具體實施,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國家煤礦安監局、國土資源部等部門頒布了《關于支持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等文件,同時各省市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具體實施規定。

2.?控制煤電過度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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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 月以來,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相繼頒發《關于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做好煤電行業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關于進一步調控煤電規劃建設的通知》、《關于建立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機制暨發布

2019 年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的通知》等多份文件,控制煤電的過度擴張,避免煤電行業未來出現產能過剩,以保障我國煤電的有序發展。

據報道,隨著去產能一系列政策的實施,2016 年全國煤炭市場供需實現了基本平衡,但是煤炭價格也出現了連續上漲,而這種價格上漲又開始刺激許多已經被封井的煤礦復工,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煤礦事故的風險。顯然,中國的有關部門監管能源行業主要還是依靠行政手段。本報告認為,如果不能使煤炭的外部性成本內在化,單靠行政手段不能有效控制煤炭生產和消費。

(三)電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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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深化電力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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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電力體制改革力度較大,可謂是電力改革的落實之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擴大輸配電價改革試點范圍,成立眾多的電力交易市場,穩定煤電秩序。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是“管住中間,放開兩頭”,推進市場化。輸配電價改革就是“管住中間”的關鍵改革措施,即打破電網在買電和賣電的雙重壟斷,從過去的“吃兩頭、賺差價”,改為在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則下收取“過網費”。

??? 2016 2 26 日,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關于北京、廣州電力交易中心組建方案的復函》,要求加快推進北京電力交易中心、廣州電力交易中心的組建和運營工作,盡早發揮交易中心的平臺作用,為實現電力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提供公平規范的交易服務。此后,廣東、上海、北京等電力交易中心相繼揭牌,這些電力交易中心的設立將有助于電力的直接銷售,但是國家電網在電力直接銷售交易中仍然作為電力輸送者成為簽約主體。由于國家電網的壟斷地位,其是否配合電力直接銷售也對交易是否順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 ? 2016 3 7 日,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擴大輸配電價改革試點范圍有關事項的通知》將北京、天津、冀南、冀北、山西、陜西、江西、湖南、四川、重慶、廣東、廣西等 12 個省級電網,以及國家電力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省份的電網和華北區域電網列入輸配電價改革試點范圍。隨后,在2016 9 月,國家發改委宣布在蒙東、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海南、甘肅、青海、新疆等 14 個省級電網啟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并且計劃在

2017 年將在西藏電網,華東、華中、東北、西北等區域電網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

在售電環節,2016 10 8 日,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了《售電公司準入與退出管理辦法》和《有序放開配電網業務管理辦法》為增量配售電業務確立了方向。《售電公司準入與退出管理辦法》對售電公司準入條件、準入程序、退出方式等進行了規定,降低了準入的門檻,有利于充分引入競爭。《有序放開配電網業務管理辦法》規定了按照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的體制架構,結合輸配電價改革和電力市場建設,有序放開配電網業務,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運營增量配電網。上述兩個核心文件的頒布對電網的壟斷能力會產生強有力的限制。

2.鼓勵可再生能源消納和可再生能源發電保障性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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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棄風、棄光問題和促進可再生能源持續健康發展,國家能源局和發改委頒布了兩個部門規章。國家能源局于 2016 2 5 日發布了《關于做好三北地區(指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可再生能源消納工作的通知》,該通知第一條強調,“做好可再生能源發電直接交易,推動可再生能源就就近消納,鼓勵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市場直接交易并逐步擴大交易范圍和規模,鼓勵超出可再生能源保障性利用小時數的發電量參與市場交易。”該通知屬于行政規章,其中的有關規定不具有強制性。

? 為了落實中發(20159 號文,根據《可再生能源法》,國家發改委于 2016 3 4 日印發了《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發改能源2016625 號文。根據該規定,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年發電量分為保障性收購電量部分和市場交易電量部分。對于保障性收購電量部分,應通過優先安排年度發電計劃、與電網公司簽訂優先發電合同(實務合同或差價合同保障全額按標桿上網電價收購;市場交易電量部分由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通過參與市場競爭方式獲得發電合同,電網企業按照優先調度原則執行發電合同。但這個辦法的法律層級較低,屬于部門規章;對于保障性收購電量部分如何確定也是有條件的,缺乏確定性;另外該辦法也缺少罰則或法律責任條款。


? 針對責任問題,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于 2016 5 27 日聯合發布《關于做好風電、光伏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工作通知》,其中規定“除資源條件影響外,未達到最低保障收購年利用小時數要求的省(區、市,不得再新開工建設風電、光伏電站項目(含已納入規劃或完成核準的項目”同時,該通知規定,“對于保障性收購電量范圍內的限發電量要予以補償,電網企業應協助電力交易機構按照風電、光伏發電項目所在地的標桿上網電價和限發電量明確補償金額, 同時要確定補償分攤的機組。”

(四)核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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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1 14 日,在全國人大環資委的支持下,《核安全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在全國人大官網公開征求意見。本草案經過專家們的多次論證, 但是草稿中關于核安全的責任多為行政責任,對民事責任規定的很少且十分籠統。草案第 82 條規定,“核設施營運單位是核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應當對其核設施和核材料造成的核損害承擔賠償責任”。該責任的例外情形是:武裝沖突或者暴亂、戰爭、受害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害。該條規定,為核設施營運單位、核材料持有單位提供設備、工程及服務等的有關單位不承擔核損害賠償責任,但有約定的除外。

? 草案第 82 條雖然規定,對造成他人核損害的,依照國家核損害責任制度承擔賠償責任,但該草案沒有對核設施營運單位的賠償限額做出規定,也沒有詳細說明國家核損害責任制度。目前我國對此已有相應的規定,但是其法律效力層級較低,根據《國務院關于核事故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國函200764 號文“核電站營運者和乏燃料貯存、運輸、后處理的營運者對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核事故損害的最高賠償額為 3 億元人民幣,其他營運者的最高賠償額為 1 億元人民幣。”該批復第 7?條規定“核事故損害的應賠總額超過規定的最高賠償額的,國家提供最高限額為 8 億元人民幣的財政補償。對非常核事故造成的核事故損害賠償,需要國家增加財政補償金額的由國務院評估后決定。”這種程度的賠償金額顯然過低,筆者注意到,在先前的專家討論稿中規定了更高的賠償金額,但該草案并沒有采用。

(五)環境保護的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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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我國環境保護的立法頻度和力度較大的一年。2016 7 2 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律中相應的條款進行了修改,這些法律的修訂將對能源項目產生直接影響。此外,環保部還公布了《有關環境保護法>2014 年修訂)第 61 條適用的有關問題的復函》,為了有效加強環境監管,環保部將其內設機構進行部分調整,不再保留污染防治司、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設置水、大氣、土壤三個環境管理司。關于環境信息公開,環保部也正在加緊修訂環境信息公開辦法。

國家發改委在 2016 年開始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5 12 31 日, 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能源局聯合下發《關于在燃煤電廠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指導意見》。2016 5 4 日,發改委環資司發布關于向社會公開征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示范文本)意見的函》,公布兩種模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治理中占較高比例,在我國尚處于初級階段,預期隨著環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內在化之后,第三方治理的專業化和規模化都會有更大的發展。

??? 2016 11 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的決定,對《海洋環境保護法》做出了 19 處的修改。根據新修改的《海洋環境保護法》,對造成一般或者較大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的,按照直接損失 20%計算罰款;對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的,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罰款,對嚴重污染海洋環境、破壞海洋生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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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領域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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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天然氣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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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欒樹海、劉明煒等與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菲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以下簡稱中海油公司)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損害責任糾紛上訴案

2014 年、2015 年的報告中,我們報道了康菲渤海灣漏油事故及在天津海事法院開庭的情況,今年我們將在本報告中繼續跟蹤本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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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6 月,渤海蓬萊 19‐3 油田發生重大海洋溢油污染責任事故。國家海洋局、環境保護部、農業部等部門組成的溢油事故聯合調查組認定,康菲公司承擔溢油事故的全部責任。為了及時有效挽回漁民養殖損失和海洋生態損失,國家海洋局、農業部等行政主管部門以行政協調集中索賠方式,與康菲公司協商污染損害賠償問題。經過協調,康菲公司支付了 10 億元人民幣的賠償補償款,其中7.315 億元用于賠償補償從河北省樂亭縣至遼寧省綏中縣連續岸段受污染的“四縣三區”漁民的養殖損失,還支付了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補償款 16.83 億元。截止 2012 年底,受污染影響的約 4500 余戶漁民接受了行政協調,并獲得了養殖損失賠償。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不接受行政協調賠償補償,以溢油事故給其養殖海參造成重大損失為由,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訴訟。

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焦點:欒樹海等 21 人因溢油事故所遭受的污染程度及損失數額。

【法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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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海事法院一審判決認為,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應當對損失程度和數額承擔舉證責任,由于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對其索賠主張未充分舉證,因此天津海事法院結合相關證據及案件事實,對污染程度和數額進行了綜合認定,參照行政賠償補償標準酌定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的損失數額為 1683464.4 元,并免除了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應承擔的訴訟費用。天津海事法院于 2015 10 30日作出判決,判令被告康菲公司對欒樹海等 21 名原告承擔賠償責任。

? 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不服一審判決,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關于欒樹海等 21?名養殖戶將河北博亞科技事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亞公司出具的《技術咨詢報告》作為證明污染程度及損失數額依據的主張, 雖然博亞公司被列入人民法院鑒定人名冊,但博亞公司并未取得進行漁業污染事故必須取得的《漁業污染事故調查鑒定資格證書》不具備漁業污染事故調查鑒定資格。《技術咨詢報告》的內容僅為理論性咨詢意見,不構成鑒定意見。此外, 由于海水樣品及溢油樣品在采集后未及時交由檢驗部門進行檢驗,故不能證明送檢樣品即為采集樣品,《檢驗報告》和《油指紋鑒定報告》的證明力,法院不予確認。

關于污染程度。國家海洋局北海監測中心出具的《蓬萊 19‐3 油田溢油岸灘及近岸海域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近岸調查報告》能夠反映監測區域內的海洋環境情況,亦經當事人質證。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未能提供充分證據否定《近岸調查報告》的相關結論。一審判決將《近岸調查報告》作為認定污染程度的依據,符合法律規定。關于損失數額。鑒于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損失數額,一審判決根據《近岸調查報告》,并參照樂亭縣人民政府確定的賠償補償標準,對污染程度進行綜合認定,并酌情確定損失數額,并無不當。故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糾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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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法律上看,漁民的訴權并不會因中國政府(從理論上代表中國的漁民康菲公司就漁業損失賠償補償協議達成而喪失。但是一旦漁民提起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 2 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漁民對于其提出的索賠請求其應當依據法律規定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本案中,關于漁民提出的 1.48 億元的索賠請求,法院有兩種裁判思路:一是參照中國政府與康菲公司確定的賠償補償標準來確定原告索賠數額的合理性;二是獨立考慮原告所提出的 1.48 億的索賠請求。最終,鑒于欒樹海等 21 名養殖戶未能充分證明其在訴訟中所提出的遭受的損失的程度和數額,應當對該證明事實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法院采取參照中國政府與康菲公司確定的賠償補償標準,支持的賠償金額遠遠低于漁民索賠的金額。

此外,針對康菲漏油案中凸顯的《海洋環境保護法》罰款金額過低(不得超 30 萬元的問題,2016 11 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海洋環境保護法》進行了修改。根據新修改的《海洋環境保護法》,對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的, 最高可按照直接損失的 30%計算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案例 2 :鞍山市燃氣總公司(以下簡稱鞍山燃氣公司)與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遼河油田分公司以下簡稱遼河油田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再審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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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燃氣公司與遼河油田公司于 2011 年簽訂《天然氣購銷合同》,約定天然氣價格為每立方米 2.382 元,在該合同期限屆滿后,雙方并沒有續簽天然氣購銷合同。但是遼河油田公司實際上仍在履行天然氣供應義務,鞍山燃氣公司亦予以接收。由于在 2012 1 月至 2013 3 月期間,雙方沒有簽訂書面合同,因此雙方對于在此期間天然氣的單價問題和遼河油田公司供應天然氣的數量問題發生了爭議,并訴諸法院。鞍山燃氣公司不服二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審。

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焦點有兩個,一是鞍山燃氣公司與遼河油田公司之間買賣天然氣的單價問題;二是遼河油田公司實際供給鞍山燃氣公司天然氣的數量問題。

【法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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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雖然 2012 年至 2013 年遼河油田公司與鞍山燃氣公司沒有另行簽訂天然氣購銷合同,但雙方之間存在天然氣供應關系是不爭的事實,雙方之間存在事實上的購銷天然氣合同關系,對于該事實上的購銷天然氣合同關系應當視為雙方 2011 年合同的延續。對于事實上的購銷合同,在雙方當事人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應當結合雙方以往的合作關系、已經履行完畢的合同約定等來判斷遼河油田公司所供天然氣的價格和計量方法等。2011 年合同中確定的天然氣價格每立方米 2.382 元,和天然氣計量值以買方天然氣交付點計量值為準應作 2012 年至 2013 年供氣價格和計量方法的重要依據。原判決按照相關部門制定下發的有關文件,結合 2011 年合同約定的單價和計量方法確定涉案天然氣的價格和數量,并不違背當事人的約定,亦不違反法律規定,故鞍山燃氣公司主張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和適用法律錯誤的再審理由不成立,駁回鞍山燃氣公司的再審申請。

【糾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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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不定期合同的效力問題。根據法院的裁判思路,在天然氣購銷合同中合同原定期限屆滿,賣方繼續供應天然氣,買方沒有提出異議繼續接受天然氣, 雙方對天然氣購銷合同的延續達成了事實上的合意,只是對于合同延續的期限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種期限約定不明并不會影響合同的效力。依據《合同法》 61 條,“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由此可見,合同漏洞既可以由雙方協商約定,也可以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進行彌補。合同的成立以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達成一致為基本要件,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當事人需要對合同中每一條款進行協商,達成一致。《合同法》貫徹“鼓勵交易”的精神,在學術上和實踐上均認同只要雙方當事人對合同的必要條款達成一致,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其他強制性規定,合同即可成立并生效。對于非必要條款,可以通過合同解釋或由當事人達成補充協議等方式進行彌補。

【案例 3】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縣華港燃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港燃氣公司)與陳敬增不正當競爭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再審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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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港燃氣公司于 2014 9 23 日在其營業大廳張貼《敬告用戶》通知,以燃氣緊張為由,拒絕給使用外購燃氣爐具的用戶供氣。陳敬增系經營燃氣爐、燃氣熱水器、燃氣鍋爐的個體工商戶,陳敬增與華港燃氣公司多次協商,但華港燃氣公司繼續對陳敬增所售燃氣爐不予供氣并不給接通燃氣,造成陳敬增所經營的燃氣具無法正常銷售,所銷售出去的燃氣具因不能開通燃氣而不能正常使用。陳敬增主張該公司的強制搭售行為嚴重損害了陳敬增的合法權益,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搭售商品,限制和壟斷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給陳敬增的經營和銷售造成巨大損失,遂向法院提起訴訟。在該案件二審中,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華港燃氣公司構成不正當競爭,華港燃氣公司不服二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審申請。

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焦點有兩個,一是華港燃氣公司是否存在被訴不正當競爭行為;二是陳敬增是否為本案適格的訴訟主體。

【法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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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6 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華港燃氣公司核準的經營范圍為天然氣供應、爐具、采暖爐及配件銷售、工程安裝施工,應當屬于上述規定中的公用企業。陳敬增系經營燃氣爐、燃氣熱水器、燃氣鍋爐的個體工商戶,與華港燃氣公司經營范圍有交叉。此外,華港燃氣公司認可其于 2014 9 23 日營業大廳張貼《敬告用戶》通知,以燃氣緊張為由,拒絕給使用外購燃氣爐具的用戶供氣。不論華港燃氣公司拒絕供氣的理由為何,都會導致購買了陳敬增的燃氣具的用戶不能正常使用, 進而導致用戶退貨或者導致其他用戶不再購買陳敬增的燃氣爐具而只能購買華港燃氣公司的燃氣爐具,客觀上排擠了陳敬增的公平競爭,構成不正當競爭。

此外,《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 條第三款規定“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陳敬增與華港燃氣公司都是銷售燃氣爐具的經營者,相互之間具有競爭關系,并且華港燃氣公司存在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陳敬增的合法權益,陳敬增依法可以提起民事訴訟, 訴訟主體適格。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決,確認二審判決認定華港燃氣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并無不當,裁定駁回大城縣華港燃氣有限公司的再審申請。

【糾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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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當競爭法》是規范經營者的競爭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基本法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最根本落腳點是對消費者、廣大人民群眾權益的保護。公用企業的經營活動與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公用企業如果有任何不正當競爭,排擠其他經營者的行為,都會給消費者的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和利益的損害,這也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6 條對公用企業不得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規定中并沒有要求公用企業必須達到獨占地位的原因所在。

筆者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需要競爭,競爭賦予市場活力,對于下游的銷售環節更是應當保障公平競爭。雖然壟斷或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行業經營者之間,但最終影響的是處于產業鏈終端的消費者的權益,他們是因壟斷或不正當競爭行為帶來利益損害的最終承擔者。因此,法律的政策考量應基于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


(二)電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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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汕頭經濟特區松山火力發電廠有限公司與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汕頭供電局供用電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上訴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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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廣東省汕頭電力工業局(甲方、汕頭經濟特區松山電力有限公司及松山電廠乙方,以下簡稱松山電廠共同簽訂一份《關于汕頭電力工業局、汕頭經濟特區松山火力發電廠有限公司統購上網電量合同書》(以下簡稱《統購上網電量合同書》。《統購上網電量合同書》中對電價作出以下約定:1、經雙方商定,單位投網電價按合同中約定的公式進行計算。單位銷售利潤屆時如果情況發生變化,乙方可以要求增加利潤,但需根據實際情況,由甲方主管部門會同物價局作調整核定。2、經乙方測算,經市經委、物價局、電力局審核并報市政府批準。今后每年按合同附件一的計電價原則乙方報市經委、物價局、電力局審核并經市政府批準核定的電價為準。若發生 1994 年度上網電價測算表中某些項目的開支,在執行過程中因物價上漲或下跌等因素,為確保乙方還本付息和應得利潤, 今后每半年或一年按物價上漲或下跌實際數字及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導致成本增加的實際數字,按行業性當年漲跌平均水平計算,對上網電價進行一次核價調整。

松山電廠于 2011 2 21 日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稱,在合同履行期間,由于出現了燃煤價格、員工工資、福利大幅上漲及國家稅制的調整, 導致松山電廠的發電生產成本大大增加。為此,松山電廠多次向汕頭供電局提出依照合同的規定調高上網電價的要求。汕頭供電局非但未按合同規定調高上網電價,反而將合同簽訂時約定的上網電價多次下壓。因此,松山電廠請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汕頭供電局支付應結算電價與實際結算電價的差額及欠購上網電量補償款。該請求被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松山電廠不服一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焦點有兩個,一是《統購上網電量合同書》中所約定九四電價是否為合同后續履行中應當適用的基礎價格;二是案涉上網電價應如何確定。

【法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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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雙方在《統購上網電量合同書》的約定,松山電廠的電價應根據物價變化以及不可抗力造成的影響而相應調整,并非采用九四電價(即上網電價 679.45 /千千瓦時)這一固定價格來確定松山電廠自 1994 年以后的上網電價。自 1996 年至 2005 年合同履行期間,汕頭市物價局結合松山電廠要求和火電行業平均漲跌水平、綜合稅制改革、燃料價格調整等因素,對松山電廠分 9 次核定了 8 個不同的上網電價,雙方當事人也按照調整后的上網電價而非九四電價予以結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第 7 條關于“電力建設企業、電力生產企業、電網經營企業依法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并接受電力管理部門的監督”,以及國務院《關于規范購電合同管理的暫行辦法》第 3 條關于“購電合同的簽訂須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體現公平、公正,協商一致,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 要有利于電源結構優化和資源優化”的規定,松山電廠作為電力生產企業在與汕頭供電局訂立購供電合同時應共同承擔合同風險,在生產電力時也要自負盈虧。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第 36 條關于“制定電價,應當合理補償成本,合理確定收益,依法計入稅金,堅持公平負擔,促進電力建設”以及《上網電價管理暫行辦法》第 7 條關于“獨立發電企業的上網電價,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根據發電項目經濟壽命周期,按照合理補償成本、合理確定收益和依法計入稅金的原則核定。其中,發電成本為社會平均成本;合理收益以資本金內部收益率為指標,按長期國債利率加一定百分點核定。通過政府招標確定上網電價的, 按招標確定的電價執行”的規定,松山電廠發電成本以社會平均成本為限進行合理補償,相關收益以長期國債利率加一定百分點來合理確定,并非如松山電廠所主張電價的確定應當全額保障其實際成本和高額收益或者始終不低于九四電價。汕頭供電局歷年來均按照汕頭市物價局核定的上網電價對松山電廠的上網電費及時作了結算支付。

基于上述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認定,松山電廠上訴理由并無充分的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依法不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恰當,應予維持。

【糾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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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到電力行業中的購電合同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所謂購電合同在法律性質上屬于買賣合同,即獨立電力生產企業將電力產品轉移給電網經營企業。《國家電力公司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購電合同管理的通知》中對購售電合同中的收購電量和上網電價訂立原則均作了要求,即“電網經營企業應按購電合同收購電量。如遇電力市場發生變化,應等比例地調整購電量;上網電價必須按“合理補償成本,合理確定收益,依法計入稅金”的原則進行測算。嚴禁購電方在購電合同中承諾具體的電價水平。上網電價必須按規定的程序進行申報,經有管理權的物價行政主管部門核準后執行。


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出,除非是通過政府招標確定上網電價的(應按招標確定的電價執行,購電合同的收購電量和電價通常會因為行業變化而發生相應的改變,難以保持與訂立合同時一致的收購電量和電價。這是購電合同固有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購電合同必須對上網電價的計算公式和調整機制做出確切的規定,也要明確與此相關的發電企業和電網企業的各種權利和義務,合理分擔風險。在本案中,上網電價對松山電廠發電成本以社會平均成本為限合理補償,即根據同一行業內不同企業生產同種商品或提供同種服務的平均成本來計算,而不是發電廠的實際成本。因此,如果發電企業(包括松山電廠未通過合理管理,科學發電等方式使企業的發電成本低于社會平均成本,發電企業未達到社會的平均經濟效益要求,那么任何發電企業(包括松山電廠都可能遭受虧損,這是任何發電企業應當注意的風險。

(三)煤炭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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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利蒙公司)與安徽國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華公司債權人代位權糾紛(最高人民法院上訴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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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5? 26?日,安徽亞利蒙電力新材料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簡稱亞利蒙公司、安徽國華新材料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簡稱國華公司)與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簡稱華電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甲方與乙方分別將其持有安徽文匯新產品推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文匯公司股權轉 50%1%給丙方,轉讓后華電公司持有文匯公司 51%,亞利蒙公司持有文匯公司 49%股權。國華公司擁有蘆集區塊煤層氣探礦權,為承繼探礦權屬,文匯公司組建華丞公司。國華公司與華丞公司就該探礦權合作事宜作出了約定,由國華公司將蘆集區塊煤層氣探礦權辦理至華丞公司名下,華丞公司向國華公司支付誠意金 1.96?億元。如果在支付誠意金兩年內,蘆集區塊煤層氣探礦權無法變更為煤礦探礦權,國華公司應無條件全額退還華丞公司已支付的誠意金。通過這樣一系列交易,最終華電公司實際上通過股權收購華丞公司的方式間接獲得華丞公司所受讓的煤層氣探礦權。但因蘆集區塊煤層氣探礦權無法變更為煤炭探礦權,華電公司主張國華公司依約應退還華電公司支付的 1?億元誠意金。但國華公司僅僅退還華電公司誠意金 6000 萬元,剩余 4000 萬元國華公司拒絕退還,華丞公司也未對國華公司提起訴訟,故華電公司行使代位權向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爭議焦點】

本案有三個爭議焦點:一是華電公司對華丞公司是否享有合法債權;二是華丞公司對國華公司是否享有到期債權;三是華丞公司是否怠于行使到期債權并對華電公司造成損害。

【法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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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關于爭議焦點一,因各方當事人對于華電公司和亞利蒙公司分別向華丞公司匯入的 1 億元和 9600 萬元是依據 2011 5 26 《股權轉讓協議》約定華丞公司用于支付國華公司的誠意金的事實無爭議,故可以認定華電公司自向華丞公司匯入 1 億元后,即享有對華丞公司的合法債權;關于爭議焦點二,華電公司與國華公司在《股權轉讓協議》中“如支付誠意金后兩年內,蘆集區塊煤層氣探礦權無法變更為煤炭探礦權,國華公司應無條件全額退還華丞公司已支付的誠意金”的約定是各方當事人對于各自民事權利的自由處分,亦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此在該債務后期后華丞公司對國華公司享有到期債權;關于爭議焦點三,上述債務到期后,華丞公司既未對華電公司履行債務,也沒有采取訴訟或仲裁方式向其他債務人(包括國華公司主張其享有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到期債權,致使華電公司的到期債權未能實現,應認定華丞公司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華電公司造成損害。

據此,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國華公司支付華電公司 4000 萬元及其利息。國華公司不服該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糾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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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反映了中國目前大量礦權轉讓是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實現的現狀,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控制擁有礦權的公司,從而在實質上擁有礦權。但這種轉讓方式在實踐中引起了許多糾紛,特別是在交易交割closing的環節。按照國際上的通行慣例,在交割條件均滿足時(如完成相應的審批手續才支付相應的交易對價。但在目前中國的實踐中,礦權轉讓方經常要求礦權受讓方以各種名義(如本案中的誠意金,或預付款先行支付對價。在該對價支付后,如果交易條件未滿足致使交易無法交割,將會出現退還款項的問題,但是獲得退款時賣家會以各種理由拒絕或拖延。對于已經支付對價的買家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因此, 對于以國內礦業公司股權轉讓的方式進行資產轉讓(包括礦權轉讓的交易,報告人認為,交易當事人必須參照國際慣例設計出能對交易風險進行有效控制的程序、機制和合同條款,包括按照盡職調查的結果設計交割條件closing conditions

precedent)和交割程序和交付的文件和對價。對于任何預付款、誠意金、簽字費都應該謹慎,合同的主要對價應在交割時支付,即只有在交割條件滿足后才應支付主要對價。

如果沒有滿足交割條件就進行交割和項目資產的接收對于賣家來說也是非常危險的。通常而言,在交割條件全部滿足之前包括完成政府審批、支付交易對價等,權屬關系不應當發生轉移。但是在有些案件中,盡管對價沒有完全支付,股權或礦權沒有辦理轉讓手續,賣家就往往允許買家接管煤礦。買家在尚未支付全款且礦權沒有轉讓的情況下,就開始接管煤礦,在該交易沒有完成交割的情況下,就開始作為煤礦的股東進行融資。后來由于融資失敗,買家以礦權沒有辦理轉讓手續為由,要求解除與賣家的交易,并退還其支付的首付款。

在蘇金平、章凌凌與清鎮市陀隴猛灣煤礦、肖際興、楊繼軍采礦權轉讓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上訴案中,煤礦買賣雙方在《產權轉讓合同》中未明確約定轉讓方履行“權屬變更”義務的時間,且貴州省煤礦企業兼并重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故此種情形不足以構成《產權轉讓合同》的履行不能。買方以此為由主張《產權轉讓合同》應予解除,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此主張于法無據,不予支持,維持原判。

在國內進行的一些礦權交易中,買賣雙方在簽訂產權轉讓合同對交割的時間不做出約定,這一方面是由于在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辦理礦權轉移本身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有當事人的原因。例如有的煤炭礦權轉讓合同簽署多年后遲遲不完成交割,而當煤炭價格暴跌后,賣方于是急于履行合同,按照當時約定的高價完成煤炭礦權的出售,而買方則找出各種理由拒絕履行合同。有的時候,買賣雙方都會基于煤炭市場價格和煤炭礦權價格的預期,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合同的履約。對交割時間不做出具體的明確的時間約定,對于合同的任何一方都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和損失。因此,筆者認為,對于國內這類交易,合同雙方必須確定資產交割時間,否則合同的履行將處于很大的不穩定性,影響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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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熱點問題觀察——礦業權民事糾紛的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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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能源法的首要問題即是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在司法和仲裁實踐中, 糾紛最多的往往就是礦業權爭議。不論是煤炭、煤層氣還是油氣行業,礦業權爭議往往是金額最大,且事實和法律問題最為復雜的案件。2016 年,北仲審結的一件金額最大的能源仲裁案就涉及到煤炭礦權轉讓問題。筆者認為,雖然中國的煤炭行業開放較早,但是其法律制度非常的不完善,而正是因為這些制度漏洞, 煤炭行業的商事糾紛和權錢交易腐敗案件才層出不窮。而修改《礦產資源法》, 同時制定和頒布配套性的法規和規章以及司法解釋,才是解決煤炭、煤層氣和石油天然氣礦權各種復雜法律問題的首要任務。

因《礦產資源法》修改歷時較久,2016 7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人民法院《礦業權民事糾紛十大典型案例》,我國的法律制度雖然不采納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的原則,但是指導性案例制度是我們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制度,筆者認為,指導性案例對于中國的仲裁實踐同樣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本次發布的十件案例涉及礦業權權屬確認、礦業權出讓主體資格的判斷、礦業權轉讓合同中報批義務條款的獨立性等問題,還包括礦產勘查、開采勞務承包與礦業權經營承包的界定、礦山企業股權轉讓與礦業權轉讓的區分、礦床壓覆侵權糾紛責任承擔以及人民法院對自然保護區等特殊區域內勘查、開采礦產資源合同效力的特別審查等問題,均為礦產資源民事審判中的熱點和難點。這些指導性案例雖然大部分源自煤炭等固體礦的礦業權糾紛,但其所闡述的法律原則和規定也適用于各種常規和非常規的油氣礦業權。

這十件指導性案例中有三起涉及到礦業權轉讓的問題,在典型案例三“陳付全與確山縣團山礦業開發有限公司采礦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陳付全(轉讓方) 與團山公司(受讓方簽訂采礦權轉讓協議后,轉讓方依約付清了全部款項,但受讓方拒絕配合轉讓方辦理采礦權轉讓的批準、登記手續。轉讓方提起訴訟,請求確認采礦權轉讓協議有效,履行合同,由受讓方配合轉讓方辦理采礦權轉讓手續。本案涉及到中國礦權法律中一個尷尬的問題,中國法律界對此一直討論不休。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規定,采礦權轉讓應報請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審批,轉讓合同自批準之日起生效。問題在于轉讓合同在獲得批準之日國土資源部批準的是礦權轉讓,而非礦權轉讓合同之前,依據中國法律合同是一個沒有生效的合同。那么對于雙方簽署的礦權轉讓合同,在中國法律下具有何種法律上的效力?當事人是否受合同約束?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究竟應如何予以規范?這一系列問題目前在中國法律中均尚于法無據。對此的一般解釋是,在中國合同法下這樣的合同一經簽署即成立,對雙方均有約束力。在該典型案例中,最高法院認為,雖然該轉讓協議沒有獲得國土部批準,但所涉采礦權轉讓協議一經簽署并成立后,雙方當事人在協議中約定的報批義務條款即具有法律效力,受讓方未依約辦理報批手續,有違誠實信用原則。雖然采礦權轉讓合同自批準之日起生效,本案中涉案的采礦權轉讓協議也沒有辦理轉讓的批準手續,但法院出于保護交易的目的,往往不太愿意以尚未報批、登記等為由而使轉讓協議無效,而是要求義務履行方繼續履行該報批、登記等義務。

筆者認為,合同簽署后成立,未經批準尚未生效,但是對雙方有約束力的解釋有些牽強,中國法律在此問題上沒有分清在礦權轉讓中的物權和債權關系,即簽署礦權轉讓合同是一種債權關系,而礦權轉讓辦理申請和過戶手續則是物權關系。十九世紀,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就提出,交付與作為原因的買賣合同不是一個法律關系,而是一個特別的、以所有權轉移為目的的“物權合同”。如果這樣去看待不動產轉移的合同,我們可以非常容易的區分房地產轉讓合同和房地產過戶的手續是兩個法律行為。按照王澤鑒老師的觀點,前者是“負擔行為”,即一方相對于他方承擔一定行為義務的法律行為,;而后者是“處分行為”,即指直接讓與權利、變更權利內容、設定權利負擔或者廢止權利的行為。事實上,中國的《物權法》第 15 條已經做出了區分,該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

筆者認為,我們對于礦權(這種特殊的用益物權的轉讓合同也可以采取如上的態度。作為契約,礦權轉讓合同一經簽署即產生合同效力。合同里規定的義(如申請礦權轉讓的批準則必須履行。礦權轉讓是合同要履行的重要交易內容,轉讓方有按照約定交付的義務,而受讓方有按照約定接受交付并支付對價的義務。礦權轉讓必須需要經國土部的批準,并且在國土部辦理礦權轉讓登記手續。前者可以作為交割的前提條件,即是依據英格蘭法起草的股權或資產轉讓協議中的交割條件conditions precedent to?closing, 而后者則是履行交割的一個手續, 即過戶。這樣把契約關系和物權關系分清后,礦權轉讓的交易性質和過程就完全清楚了。中國現行法律法規中關于礦權轉讓合同未經批準,其實是指礦權批準, 則尚未生效實際上混淆了上述兩種法律關系“債權和物權關系”和上述兩種法律行為“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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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與展望

2016 年的油氣改革和電力改革依然是行業焦點。盡管油氣改革依然繼續推進,但進展相對緩慢,油氣改革方案仍未出臺。2016 年,在油氣行業,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正式開始運行,天然氣價格制定和管網信息對第三方開放,中國石油正式拆分天然氣銷售和管道業務,這些均顯示出我國能源市場化改革穩步前進。與油氣改革相比,2016 年可以說是電力改革的落實之年,主要表現為擴大輸配電價改革試點范圍,成立眾多電力交易市場,穩定煤電秩序等。煤炭方面, 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煤炭去產能化取得傲人成績,煤炭價格也隨之上漲。可再生能源方面,隨著《巴黎協議》的正式生效和《蘇州共識》的達成,可再生能源在我國能源未來發展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各種可再生能源發電保障性收購辦法等國家扶持政策的頻繁發布體現了國家將繼續促進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的能源發展目標。能源環保方面,環保稅的設立,排污許可證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等都將促使污染企業提高清潔生產能力,減少污染物的肆意排放。

展望 2017 年,油氣改革方案的出臺已經進入倒計時,油氣行業將打破壟斷,

電力體制改革將進一步深化,油氣改革和電力改革將是 2017 年能源行業的主旋律,2017 年有可能成為中國能源改革的元年。隨著壟斷格局的打破和市場準入放開,經濟利益會產生很大的變化,能源產業會變得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與此相伴的是這個行業的糾紛也會增加,而不論是訴訟還是仲裁,對能源行業的爭議解決要求很高的專業性,新的問題也會層出不窮。

在能源綠色發展方面,經過幾十年努力,無論國內氣田的開發,國外管輸天然氣的進口,還是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國已經具備大規模利用天然氣的條件。目前全球 LNG?供大于求,價格低廉,如果我們能夠增加盡快短期和現貨的低價LNG,通過談判把當年簽署的價格過高的 LNG 長協進行價格復議,進而降低價格, 同時建立一個通暢的國際價格和國內市場價格疏導機制,則完全有可能降低國內市場天然氣的價格,更好地與煤炭這種易帶來巨大外部性成本的能源進行競爭。從治理霧霾,有效治理大氣環境污染來說,我國應該將天然氣發展成主要能源供應。隨著《蘇州共識》的達成和《巴黎協議》的生效,筆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可再生能源在中國的能源轉型過程中將占據越來越多的比重,綠色制造和綠色金融會加快發展。我們應大力推動分布式發電,借此推動能源行業的變革。能源轉型勢在必行,如果可再生能源能夠更大規模地發展和應用,未來實現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將指日可待。在這些方面,新的商業模式和合同模式以及交易結構都會出現創新,而與此相關的爭議解決也具有更多的挑戰,但是法律的邏輯也一定要符合相應的商業邏輯。


張利賓,北京市世澤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大學能源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特邀教授。

李春暉,《回首 2016:能源市場化改革多點開花 2017 年將迎重大機遇》,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61224/4041274.shtml,訪問時間 2016 12 30 日。

張馳:《康菲溢油案二審維持原判,中海油不承擔賠償責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

d_1536482 訪問時間 2017 1 7 日。

該《辦法》已于 2008 1 28 日根據《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關于廢止部分電力監管規章的決定》 (國

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令[2008] 26 號)被廢止。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 279 號,《蘇金平、章凌凌因與被上訴人清鎮市陀隴猛灣煤礦、肖際興、楊繼軍采礦權轉讓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上訴案》,裁判日期:2016.06.27

王小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10起礦業權民事糾紛典型案例》,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7/id/2019702.shtml,訪問于201719日。

《合同法》第 4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

李顯冬、王志良,《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區分在能源礦業案件審判中的運用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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