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勝男:“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問題研究(2016年會論文)

日期:2017-07-19 12:00:00

【內容提要】“一帶一路”是深化中國與沿線各國交流合作的戰略構想,不僅將帶動沿線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給國際能源合作帶來了機遇與挑戰。立足于“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以國際能源合作為研究對象,梳理其積極意義。同時結合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環境,提出應當在堅持能源主權、合作發展、能源安全、能源與環境協調與國際經濟新秩序原則的基礎上,從建立統一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雙邊、多邊法律制度、強化現有法律機制作用與創立新的國際能源合作機制多角度出發構建良好的合作條件,共謀發展。

【關鍵詞】“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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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以前,中國通過一條“絲綢之路”貫通了亞歐非的經濟和文化交流,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參與上合峰會時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在訪問東南亞國家、出席亞太經合峰會中又倡議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傳承與弘揚了絲綢之路精神并在新的時代賦予了其新的意義。此外,李克強總理在參加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時強調鋪就面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為加快實現“一帶一路”的戰略,通過新的方式帶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交流與合作,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加強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等多項合作重點。[1]可見,“一帶一路”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在此背景下的國際能源合作,必將成為鞏固和加強區域合作和交流的紐帶和橋梁,研究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問題亦具有了重要意義。

一、“一帶一路”戰略與國際能源合作

“一帶一路”戰略框架包含中東、中亞、東南亞、中東歐、歐洲幾個關鍵支點,戰略內容可分為兩部分,即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從空間上,可以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分為國內和國際兩個部分,國內部分形成以新歐亞非大陸鐵路橋為主的北線、以石油流通管道為主的中線、以跨國公路為主的南線三條線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東南亞、東北亞經濟整合,最終融合通向歐洲,形成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大趨勢。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聯通歐亞非三個大陸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海上、陸地的閉環,不僅傳承和發揚了古海上絲綢之路的和平友好、互通有無的寓意和理念,而且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2]

從建設“一帶一路”戰略的路徑、模式及目標來看,“一帶一路”戰略是國際法上國際合作的一種新型態[3],而國際能源合作屬于國際合作的領域之一。學界對于國際能源合作的涵義尚無統一定論,但是根據學界研究可以得出國際能源合作的目標在于保障國際能源安全,能源合作則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4]岳樹梅認為國際能源合作是主權國家、國家能源公司、組織、自然人、法人之間的一種長期的能源協作活動,內容涉及能源生產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移動和重組配置,同時還強調國際能源合作制度包括能源的勘探、開發、運輸、節能、生態保護等多方面的內容。[5]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國際能源合作:首先國際能源合作是有關能源的合作,涵蓋了能源服務、能源技術、能源及其產品等領域,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當今國際能源合作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其次,國際能源合作的主體具有多元性,涉及國家之間、國家與跨國能源公司之間、企業之間、國家與跨國能源組織之間等多主體關系;再次,國際能源合作具有跨國性,合作的主體、客體、行為等具有跨國性;此外,根據主體的多樣性,國際能源合作的目標具有多重性;最后,按照主體、客體、期限、范圍等要素的劃分,其合作形式又具有多樣性。[6]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的聯系愈加緊密,僅僅依賴一國的能源資源力量,難以維持國內與國際能源供應的平衡,為了緩解國民經濟增長對能源的需求壓力,加強國際能源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表現為以下諸方面。

(一)分享能源技術,緩解供需矛盾

通過技術合作,探明更多的能源儲量,增加能源供給;利用新技術,同時也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不影響經濟增長情況下,減少能源浪費和損耗,從開源、節流兩方面,有助于緩解國際能源的供需矛盾。

(二)避免惡性競爭,穩定能源價格

??? 以國際石油交易市場為例,市場格局的多元化導致產油國為了占有市場份額而展開

激烈甚至惡性競爭,但是惡性競爭只會帶來兩敗俱傷,需求方與供給方都將為此付出代價。因此通過國際合作,設立歐佩克等合作組織,既能維護產油國的合法利益,保全其市場份額,同時又能從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價格的穩定,防止能源市場的波動起伏,保障需求方能源來源的經濟性。

(三)擴展合作渠道,實現雙方互補

能源供應方需要廣闊的需求市場,而能源需求方則有能源供應這方面的迫切需求,基于此種互補性,才能實現能源市場的互通有無。以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能源換市場”為例,中國具有廣闊的能源需求市場,而哈薩克斯坦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和能源,雙方又領土毗鄰,實現雙方能源與市場的交換,符合雙方的利益需求,實現了共贏。以中國與日本“能源換技術”為例,中國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相對缺乏,而日本具有有力的技術支撐,屬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和節能技術最領先的國家,中日則體現了技術上的互補性。[7]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深化區域合作的戰略構想,建設中以能源合作為抓手,從中國國情、國際社會發展需要以及優勢互補等多角度考量,國際能源合作具有必要性。[8]增加了能源生產大國與需求大國之間的對話機會,在市場不能優化資源配置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合作,促使能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具有重要意義。[9]

二、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環境

??? (一)“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參與能源合作的機遇與挑戰

1.開展能源合作的機遇

“一帶一路”戰略涵蓋中國大周邊地區,和平穩定、合作發展的主潮流是推動國際能源合作的重要機遇。其一、各國以謀求經濟發展為主旨,通過合作實現共同繁榮,區域合作進程加快。“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經濟貿易、文化教育、能源資源、環境保護等多領域增加了互動與合作,功能性合作愈加密集。其二、中國與沿線各國經濟貿易往來日漸頻繁,呈現高度的互補性,同時中國與他國政治互信程度的提高、整體局勢的穩定、中國社會地位的提高都為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增加了機會。[10]

2.參與能源合作面臨的挑戰

中國在面對“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新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國際社會瞬息萬變的風險,存在著一些隱患與挑戰。“一帶一路”所涵范圍涉及諸如中亞、中東等能源資源豐富地域,具有重要的資源價值和地緣價值,容易引起大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爭端。如俄羅斯為了維護中亞地區的戰略性地緣安全利益,與美國的戰略威脅對峙。日本為了獲得一席之地,提出“絲綢之路能源計劃”。大國爭端帶來的地緣政治壓力無疑給“一帶一路”戰略的實現帶來了困難。同時,類似中東等多文明融合地區,民族眾多,內部局勢也動蕩與脆弱,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沖突爭端也成為了影響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重要因素。

(二)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現狀分析

??? 通過分析中國參與全球和區域能源合作的情況,發現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存在以

下特點。第一、中國與全球和區域能源組織多有合作關系。中國參與了諸如世界石油大會、世界能源理事會、獨立石油輸出國集團等國際性能源組織,同時中國還以成員身份參與了一些區域性國際性能源合作,如亞太經合組織、東盟等。第二、中國參與區域層面國際能源合作程度比全球化的程度更高,具有法律效力的實質合作更多。中國參與全球能源合作多為一般性合作與對話型合作,而參與區域層面的合作則多為點對點式合作,但是仍然缺乏法律制度和合作框架。[11]

(三)國際能源合作法律機制對中國的影響

??? 國際能源合作法律機制的建立能有效減輕中國參與合作發展的阻力,這些阻力源自

于昂貴的合作費用[12]、不完善的能源信息及能源行為者的機會主義傾向。[13]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為國際能源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法律框架,同時對于中國進入國際能源社會的治理、穩定與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建立在各國博弈、協商的基礎上,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可,因此對于中國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利益訴求、爭端解決,也將在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框架下進行,并開展進一步的定位、決策。

其次,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具有自身的特點,能夠獨立于國家主體而發揮作用。即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制度一經形成,就會形成獨立于國家主體之外的約束力量,將成為約束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活動的外部力量,同時,還可以通過被制度化的合作活動增加自身的作用和功能。

??? 三、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原則

(一)能源主權原則

主權是構成國家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固有的權利,強調能源主權原則體現了主權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討論國際能源合作理應建立在能源主權原則的基礎上,只有保證了一國對于本國能源的獨有的權利,才有合作的空間。這里所討論的能源主權,應理解為抽象的能源權利,可分為核心能源主權權利和可讓與的能源主權權利[14],前者是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和捍衛的,而后者在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可適當放開。

能源主權原則要求,首先需要在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制度中充分行使主權。不僅需要加強本國的法律制度建設,同時還要推動促進有利于中國的國際能源法律制度的出臺。同時需要完善國內市場體制以維護國家能源主權。重視建設能源科技人才培養,完善能源科技創新體制,為能源領域建立堅實的知識儲備與技術儲備,保障實現能源主權。此外還需要結合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增強國家整體實力,融入國際能源合作領域,提升自身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體現國家能源主權。

(二)合作發展原則

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主體,初衷都在于互利合作,共謀發展。因此合作發展原則的內涵在于明確合作發展的共同目標和根本目標,通過履行合作義務實現各國的共同發展。其中,這一原則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主體應達成共識,一切合作活動都是為了發展,而參與的合作活動應該有利于發展。二、應承擔合作的義務,訂立能源合作的相關協議,約束參與主體的義務和行動,違背協議損害其他主體利益則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三、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可持續發展是在滿足當代人的需求的同時,不能危害下一代人的發展。因此國際能源合作活動不能為了發展而損害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違背可持續發展,應當以符合人類根本利益的方式開展合作與發展。[15]同時可持續發展還要求中國應當以提高效率、持續發展為依據提高能源開發和利用效率,中國的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則應該堅持能源開發與能源節約并舉。

(三)能源安全原則

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根源在于能源的供需矛盾,中國一方面致力于改善能源雙邊關系,將良好的雙邊關系作為能源合作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將推進能源多邊合作作為中國加強國家能源合作與安全原則的重要目標。[16]基于能源安全原則,中國需要從全球戰略的視角,做好能源安全防備工作:首先,合作雙方應建立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形成良好的磋商機制,避免不合理的價格競爭,必要時需要對原油市場采取一定的應對措施;其次,中國應當增加本國內的能源儲量,積極參加到能源合作中去,避免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面,影響能源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從長遠角度考慮,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有必要將能源安全作為重要考量因素,重視能源安全的地位。

(四)能源與環境協調原則

能源是生產和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質保障,但是同時也是環境污染源之一。因此,國際能源合作中謀求合作發展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對環境的保護,不能因為發展而忽略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需要促進能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中國為了落實該原則,應當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國提倡使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引進先進技術優化能源結構,增加清潔能源在國家能源中的比重,同時增加能源利用率,降低能耗,從而使能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相協調。[17]

(五)國際能源新秩序原則

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目的在于建立公正合理、互利合作的國際能源新秩序。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能源戰略側重于節約優先、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立足于我國國情,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加強同各國之間的能源合作,從而促進全球能源供求平衡,保障能源安全。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第二大能源需求國,在國際能源新秩序原則約束下,中國需要大力倡導:第一、各國加強對本國能源的自主性。能源分布的不均衡導致能源供求的不平衡,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加強對本國能源的探明和開采,將新能源的開發置于優先地位。同時國際能源合作應當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和資金的支持,幫助其提高自主能力。第二、保障參與主體都有平等合作的權利。中國反對能源產出國采用價格壟斷等惡性競爭的方式控制能源合作,反對利用有力的經濟實力影響能源安全。應提倡平等地參與能源合作,加強南北對話、南南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第三、通過國際能源合作收入分配調節的機制,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合作技術的轉移。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應加強,支持其自主平等地參與全球和區域能源合作。[18]

四、“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要求

“一帶一路”的新背景為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為了適應合作的需要,在借鑒國際能源合作法律機制的基礎上,結合區域能源合作的特點,中國需要從法律層面上作出相應努力,具體內容包括以下方面。

??? (一)建立統一完備的能源法律體系

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對能源的強烈需求,也給資源環境造成了空前壓力,能源合作、能源安全等問題急需要完備的法律體制予以規制。目前中國雖然在能源領域加強立法,但是仍然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并且存在諸多缺漏:首先,石油、天然氣、原子能等重要能源領域缺乏立法規制;其次,部分能源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存在規定不一致的情況,實踐中適用存在一定的困難;再次,現有的法律制度對于能源合作的涉及僅局限于最初級的合作形式,即能源貿易與投資領域,規范的層級較低。

綜上,我國有必要建立統一、完備的能源法律體系,將國際能源合作納入立法考量范圍,結合我國參與的國際合作條約,規范立法,做到政策轉換為法律,促進我國參與合作有法可循。[19]

??? (二)完善雙邊、多邊法律制度

從全球層面來看,現今的國際社會尚無確定的普遍性的國際性能源合作組織,各國各地區的能源合作多呈現分散化、多元化的特點。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多呈現碎片化的形勢,雙邊和多邊合作法律制度并存。“一帶一路”的新形勢,也將進一步促進雙邊、多邊能源合作,完善其法律制度也勢在必行。

完善雙邊能源合作,需要合作雙方參與簽訂能源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協定和能源投資保護協定,一方面利于減少能源貿易限制和壁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能源國有化運動和環境保護要求帶來的政治風險。

多邊能源合作要求利用和完善現有的法律規則和制度,例如WTO規則,發揮其普適性,實現在成員國之間的調節運轉的功能,推動國家主體能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同時促進國際能源合作的發展。現今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多體現于世界貿易組織與亞太經合組織的合作。隨著各國聯系的緊密程度加深,中國也需要拓寬能源合作的渠道與合作范圍,以區域為重點,促進多邊合作。這一層面,中國可以通過與中東、中亞、東北亞等區域能源合作組織,成員進口國的多邊合作得以實現。

??? (三)強化現有法律機制作用

為適應全球化的發展和國內能源需求,中國積極參與能源合作,并建立了相應的法律機制,如亞太經合組織、亞洲合作對話博鰲亞洲論壇等都是中國參與能源合作法律機制的安排體現。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它成立于2001年,設立的初衷在于開展經濟貿易、能源等方面的合作。雖然近年來,社會多強調其在反恐和經濟合作兩方面的作用,但是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上提出設立能源俱樂部,進一步加強能源合作,保障供求平衡與能源安全。因此上海合作組織是唯一有能力保護能源體系和能源安全的組織,但是其作用仍然有待加強,需要在其框架下做大量工作[20]

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能源合作法律機制,因此首先需要建立能源合作的平臺,建立穩定的供求關系,保證能源安全;同時在開發新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展開合作。同時需要加強能源互通互聯,建設能源運輸管道,確保運輸暢通;其次,需要在照顧合作雙方利益的基礎上互惠互通,充分發揮雙方合作的潛力,促進共同繁榮,實現能源合作的暢通;此外,資金的融通是“一帶一路”戰略共建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能源合作的關鍵一環,因此中國需要以現有的平臺為基礎,加快“絲路基金”的運行,同時要加強現有合作組織的務實合作。[21]

(四)創立新的國際能源合作機制

??? 1.能源應急機制

建立能源應急機制的目的在于降低能源合作主體因能源儲備不足造成的損失[22]。該機制屬于國際能源署的主要機制之一,要求成員國保證石油不低于90天的石油進口量的石油存量[23]。中國在參與國際油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建立能源應急機制,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合作風險,免于遭受全球油氣價格波動的影響,可以直接給予合作方幫助,同時也有助于提高中國在全球能源價格波動下的影響力。

2.能源關稅同盟

中國與國際能源合作在關稅方面,雖然在協議中有所協商擬定,中準價格可以保持長期不變外,關稅價格區間的決定權還是在能源出口國手中,中國處于被動的地位。從長遠考慮,中國對于大部分能源需求還是處于求大于供的情況,因此為了防止中國受制于能源出口國的關稅政策,倡導合作雙方成立能源關稅同盟具有其必要性和戰略意義。

3.環境影響評估機制

能源的環境影響評估建立在全面考慮環境的敏感程度的前提下,評價者根據評價原則與評價標準,對評價因子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過程。能源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包括規劃引發的結構性污染變化趨勢評價、規劃對環境本身的影響評價以及污染物總量平衡分析及其與環境容量的兼容性。[24]環境影響評估機制有助于為決策者提供能源項目對環境存在的潛在影響,可作為是否開展能源項目的考量因素,其二,可以為能源項目提供避免或減輕環境影響與環境損害的可能性。現今該機制已運用于天然氣與石油領域,多個國家頒布相關法令,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也要求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機制對擬建設的能源項目進行評價并確立了具體的要求和規定。因此中國在參與國際能源合作過程中,建立能源環境影響評估機制,既能順應能源合作的潮流,也能滿足全球環境保護的要求。[25]

總結:

全球化的趨勢推動了國際能源合作的發展,能源合作具有分享能源技術、緩解供需矛盾,避免惡性競爭、穩定能源價格,擴展合作渠道、實現雙方互補多重社會意義。但是國際能源合作本身是一個利益群體復雜,矛盾重重的過程,無論是先存的雙邊、區域亦或多邊能源合作,參與主體多從自身利益出發,謀求共同發展仍然面臨諸多困難。2013年國家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機,同時也面臨著大國爭端帶來的地緣壓力等一系列挑戰。縱觀中國參與能源合作的法律環境,發現存在急需探索和研究的法律問題。

中國作為能源消費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呈現出能源產量、資金、技術不足等多重問題,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是中國實現能源供求平衡的必經之路。中國應當在堅持能源主權原則、合作發展原則、能源安全原則、能源與環境協調原則、國際能源新秩序原則的基礎上,完善國內能源法律制度,建立統一完備的能源法律體系,完善雙邊、多邊法律制度,強化現有的法律機制,并順應現實需要,在前者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能源合作機制,包括能源應急機制、能源關稅同盟、環境影響評估機制,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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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http://zys.ndrc.gov.cn/xwfb/201503/t20150328_669088.html,2016年7月31日訪問。

[2] 潛旭明:“一帶一路戰略支點:中國與中東能源合作”,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3] 楊澤偉:“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背景下中國與中亞國家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現狀、缺陷與重構”,載《法學雜志》,2016年第1期。

[4] 韓學功、佟紀元:《國際石油合作》,石油工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5] 岳樹梅:“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問題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15頁。

[6] 楊解君:《國際能源合作與國際能源法》,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4—35頁。

[7] 楊解君:《國際能源合作與國際能源法》,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7—38頁。

[8] 石澤:“能源資源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著力點”,載《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9] 魏一鳴,焦建玲:《高級能源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10] 石澤:“能源資源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著力點”,載《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11] 岳樹梅:“國際能源合作法律框架構建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2期。

[12] 國際能源合作費用,是“事前準備合同和事后監督及強制合同執行的費用”,參見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經濟學》,吳經邦等譯,商務印書版,1996年版,第16—17頁。

[13] 岳樹梅:“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問題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56—157頁。

[14] 岳樹梅:“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機制創新研究”,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4期。

[15] 王小林:“東北亞區域能源合作若干法律問題研究”,載《河北法學》,2010年第5期。

[16] 羅曉云:“21世紀初中國的能源安全與中外能源合作”,暨南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5頁。

[17] 呂振勇:《能源法導論》,中國電力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325頁。

[18] 岳樹梅:“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機制創新研究”,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4期。

[19] 呂振勇:《能源法導論》,中國電力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頁。

[20] 高世憲、梁琦、郭敏曉、李際、王頔:“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現狀及潛力分析”,載《中國能源》,2014年第4期。

[21] 楊澤偉:“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背景下中國與中亞國家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現狀、缺陷與重構”,載《法學雜志》,2016年第1期。

[22] 楊則偉:《中國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23] 1976年11月9日,國際能源署決定將石油存量由60天石油進口量提高到90天,該決定于1980年1月1日生效。

[24] 鞠美庭等主編:《能源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頁。

[25] 楊澤偉:“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背景下中國與中亞國家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現狀、缺陷與重構”,載《法學雜志》,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潛旭明:“一帶一路戰略支點:中國與中東能源合作”,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2]楊澤偉:“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背景下中國與中亞國家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現狀、缺陷與重構”,載《法學雜志》,2016年第1期。

[3]韓學功、佟紀元:《國際石油合作》,石油工業出版社,1995年版。

[4]岳樹梅:“國際能源合作法律問題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5]楊解君:《國際能源合作與國際能源法》,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2年版。

[6]石澤:“能源資源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著力點”,載《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7]魏一鳴,焦建玲:《高級能源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8]岳樹梅:“國際能源合作法律框架構建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2期。

[9]岳樹梅:“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法律機制創新研究”,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4期。

[10]王小林:“東北亞區域能源合作若干法律問題研究”,載《河北法學》,2010年第5期。

[11]羅曉云:“21世紀初中國的能源安全與中外能源合作”,暨南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

[12]呂振勇:《能源法導論》,中國電力出版社,2014年版。

[13]高世憲、梁琦、郭敏曉、李際、王頔:“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現狀及潛力分析”,載《中國能源》,2014年第4期。

[14]楊則偉:《中國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15]鞠美庭等主編:《能源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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