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俊:“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特征及合作路徑研究(2016年會論文)

日期:2017-07-19 12:00:00

【內容提要】“一體化的能源價值鏈”揭示了“一帶一路”能源市場價值生產和傳導體系。多中心多層次反映了“一帶一路”能源市場上主體結構的復雜性。轉換中的能源代際使我們可以觀察、預測“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的能源構成、主體行動邏輯、制度背景、價格變化等。“統一”與“分化”是“一帶一路”能源市場中并存的兩種力量和演化進路。推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要破除妨害能源市場自由的體制機制障礙并建立并完善能源市場的治理架構。

【關鍵詞】“一帶一路”;能源價值鏈;能源代際;市場自由;治理

?

一、引言

共建“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是其重要內容。在國際場域,能源是各主體進行博弈的重要工具,能源合作涉及眾多利益及價值判斷[1]。紛繁復雜的國際能源合作機制以及大國能源政策表現出的顯著國際政治特性,表明能源是國際關系中強大的建構與解構力量。“一帶一路”架構下的能源合作,一方面要明晰“一帶一路”的目標定位及價值取向,另一方面要尊重國際能源市場的內在邏輯與規律。從“一帶一路”的提出和發展過程看,“經濟或經濟合作”是其最為核心的語義,“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等是其重要的價值理念[2]。打造“一帶一路”能源帶,雖然離不開地緣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考量,但是更需要研究其中的經濟現象、規律和路徑。“市場的思維,是多元的思維,是允許比較、競爭的思維。”“一帶一路”能源帶,是“一帶一路”各主體充分參與(至少機會平等意義上),體現“一帶一路”精神旨歸,通過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換、競爭、協商等(市場機制),實現彼此及共同體利益最大化和能源資源優化配置的系列安排。

??? 根據能源鏈[3]理論,對能源(特別是新一代能源)的占有、利用以及相關制度構建,是決定文明崛起以及國際關系權力轉移的重要因素。“一帶一路”能源帶建設,根本上講是要整合力量,通過機制制度創新實現能源鏈最優。從地域上看,“一帶一路”囊括了44億人口,涉及21萬億美元GDP(世界財富的三分之一),連接了具有強勁增長潛力的新興市場,并覆蓋了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中心。因此,在此語境和現實下,推進“一帶一路”能源帶建設,需要精致的理論與實踐范式。

檢視既有的研究,看待“一帶一路”能源和能源合作多采取“功利主義”或“現實主義”的視角,即能為中國帶來最大效用或者以中國為中心。雖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發起并作為主要推動者,但是合作、共贏、發展等才是關鍵變量。帶有價值預設的分析和方案,可能解釋和解決當前一些急迫問題,但是長遠地看問題較大[4]。“一帶一路”的成敗取決于中國所貢獻的資源(智慧、措施、路徑、方案等),以及中國領導人和企業家在當地條件應用這些資源的熟練程度和不僅為中國而更重要的是為接受國/地區所帶來的利益。如果把“一帶一路”看成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有益嘗試,那么我們應該真正熟悉并采取“治理”[5]的路徑。治理是國際社會較為倡導的一種模式,其的“理想型”是善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善治有參與、共識導向、戰略視角、回應、效用效率、可歸責、透明、機會平等、法治等原則要求。在善治要求下探索“一帶一路”能源帶建設,明晰“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特征是基礎,找到理想且可行的合作機制是重要任務。

二、“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特征

從地理空間內涵上看,“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封閉(排他性)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國際合作框架,但是在某些內容上其確有空間指向或屬性(如“五通”)。“一帶一路”框架下,能源和能源合作是重要議題。然而,“一帶一路”能源市場有自身的一些特征,這些特征對“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機制有塑造作用。

(一)“一體化”的能源價值鏈

“價值鏈”(Value Chain)一詞在20世紀60-70年代被分析家們用來描繪礦物出口經濟體的發展路徑,20世紀90年代其得到了廣泛使用。“價值鏈”描述了帶來一項產品或服務所需要的一系列活動,包括從概念到生產的中間環節(涉及物理轉化和各種生產者服務輸入的組合)到交付最終消費者以及使用后的最終處置。隨著社會分工(特別是全球分工)的推進,價值生產體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價值鏈”概念反映出經濟活動者不再僅在簡單、單向、連續的安排中彼此相關;除了一個接一個地“添附”價值外,生產者還通過各種合作的生產關系相互創造價值。全球化使人們聯系日益緊密,生產社會化提出了“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這一范疇。“全球價值鏈”是眾多企業間關系形態之一,即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生產和市場涉及一系列通常位于不同地區的不同企業之間的分別活動。能源價值鏈是能源領域價值創造的全部過程和活動,即市場主體在能源行業為市場提供一種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進行分工協作的過程和系列活動。能源價值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能源市場的重要維度,特別在國際能源市場,能源的生產、運輸、銷售和消費是復雜的體系,各主體通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而融入全球能源價值鏈。

“一體化”(Integration)是一個使用得較為廣泛且擁有多重語義的概念。我們可以見到社會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區域一體化之類的表述。在國際政治領域,一體化一般指一種進程,即民族國家有選擇地聯合它們的主權并建立起超國家的治理機制,包括政策法規的標準化和協調等。在國際經濟領域,一體化不僅意味著增加的基于市場的貿易和資金流,而且意味著在貿易政策、法律、稅收制度、所有權模式以及其它監管安排上的制度化協調。12-2 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認為,“一體化是單位之間的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它們相互依存并共同產生出它們單獨時所不具備的系統性能。”從上述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體化表征著一種辨證的看問題方式,即在一定概念框架或者目標體系指引下,通過動態的整合機制,使系統達致和諧。“一帶一路”以及“一帶一路”能源市場是復雜的巨系統,“一體化的能源價值鏈”揭示了其中的價值生產和傳導體系以及相關運行機制。能源價值鏈走向整合,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目標指引下深化合作的邏輯結果。

(二)多中心多層次的主體結構

“一帶一路”雖是一個國際合作概念框架[6],但是其在主體上卻有豐富的內涵。首先“一帶一路”由中國提出并作為主要推動者,決定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將扮演較為活躍、積極的角色[7]。“一帶一路”不僅確立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場域,而且還體現了中國戰略利益的時空分布。其次從精神實質上看,“一帶一路”要打造的是和平、合作、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帶”與“路”,即“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其根本屬性是共同發展,遵循平等互利原則以及以務實合作為基礎。因此,“一帶一路”在參與主體上是開放的。最后“一帶一路”尊重各主體的差異及多元的利益價值取向。國際社會是異質性的結構,很容易陷入“公地悲劇”和“集體行動邏輯”困境。如果轉換思維,我們把“一帶一路”看作一個“共生系統”或者“供給公共物品”,那么就需要采取“求同存異”的方法論,在尊重差異與不同基礎上尋求最大公約數。

從“一帶一路”對主體的界定思路上看,“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的主體結構表現出多中心和多層次的特征。能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性以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不均衡性,使得世界能源市場得以形成和發展。“一帶一路”溝通多個經濟圈,它們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對能源的路徑依賴。因此,依托“一帶一路”,探索國際/區域能源治理方案成為重大挑戰。

“多中心”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一是存在多個能源供應、運輸、加工、金融服務、消費等中心。中東、北非、中亞、俄羅斯等是重要的能源供應中心[8];馬六甲、赫爾木茲海峽、中亞等是重要的能源轉運中心;歐盟、印度、中國、日本等是重要的能源消費中心;等等。二是存在多個能源權力或話語中心。例如,以能源輸出國為主體組成的歐佩克(OPEC),在能源的生產、定價等上發揮著重要影響力;以能源消費國為主體組成國際能源機構(IEA),在穩定能源價格、提供能源信息等方面作用巨大[9]。“多層次”是指從不同視角觀察能源市場主體所表現出的類型。如從地域視角看,有國際、區域、國家(地區)層面的能源市場主體;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有發達、不發達的能源市場主體;從綜合實力和影響力上看,有能源大國、弱國;等等。多中心和多層次的能源市場主體結構,決定了在推進能源合作上要充分考量它們在行動邏輯、利益訴求、能發揮的功用等上的不同。

(三)轉換中的能源代際

根據能源替代理論(Energy Substitution Theory),“不同能源之間(內部替代),或能源與資本、勞動力要素之間(外部替代)存在替代關系”。能源替代實質涉及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10]。實踐中許多政策(如污染物排放控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發生在不同生產要素和能源類型之間的可替代數量程度。從能源替代視角看,許多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能源資源就組成了能源代際(Energy Generations)且不同的能源代之間具有替代關系。能源代際反映在我們通常所使用的能源概念系統中。如常規能源和新能源,常規能源是在現有經濟技術條件下能夠開發且被廣泛使用的能源代,新能源是在現有經濟技術條件下不能開發或開發成本較高的能源代[11]。從人類發展歷程上看,能源代際在不斷變化和轉換。在原始和農業文明或者經濟技術不發達條件下,人們通常停留在較為低級的能源代內,同時也沒有能源代升級或能源代際轉換問題。在工業、信息文明時代或者經濟技術發達條件下,能源代變得豐富,能源代升級或能源代際轉換、優化問題突出。能源代際是一個綜合考慮了能源特性、歷史語境、價值目標等內容的復雜概念,其可以使我們更為深入地透視能源市場本質。

“轉換中的能源代際”是“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首先,“一帶一路”區域內存在多種能源類型和能源代。“一帶一路”各個國家/地區,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差異巨大,這導致它們在不同目標及層次上開發使用能源資源,因此,表現出復雜的能源代際關系。例如,出于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考量,歐盟出臺了一攬子政策,正在促進提高能源效率、開發使用低碳可再生清潔能源、發展碳交易市場、支持國際能源市場發展等;而為了滿足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需要,一些國家(如中東中亞國家,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正在謀求擴大傳統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等)的開發和利用。其次,“一帶一路”區域內正在經歷能源代升級和能源代際轉換。從低級過渡到高級能源代,體現著人們發展理念、技術水平、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革命性變化。整體上看,“一帶一路”國家/地區正在加速融合、整合,資金、技術、理念等的擴散傳播,為優化能源開發和利用創造了條件。我們可以看到,“一帶一路”許多國家/地區都采取了積極措施來促進能源代際轉換(如中國提出了推進“能源革命”,歐盟發布了《2030年氣候與能源政策框架》等)。能源代及能源代際轉換蘊含豐富的信息,使我們可以觀察、預測能源市場的能源構成、主體行動邏輯、制度背景、價格變化等等。

(四)統一與分化的演化進路

不斷演進的社會分工,使國際社會日益呈現出“有機團結”的屬性。根據分工程度不同,涂爾干(Durkheim)將社會結構分為“機械團結”(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機團結”(Organic Solidarity)。“機械團結”社會分工極不發達,但有著強烈的集體意識,在信仰、情感、生活方式等上具有高度“同質性”;“有機團結”社會分工發達,相互依賴替代集體意識成為團結根源,“異質性”使協調一致以某種方式實現。“有機團結”這一范疇,體現了社會關系中的“統”與“分”辨證關系。“一帶一路”的提出,基于全球日益增加的互動聯系、深化的分工合作、多元的文化發展等客觀現實(即包容性全球化);因此,促進“有機團結”是其重要語義。能源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方面,以之為紐帶而形成的“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社會關系/結構的重要方面),深刻的體現著“有機團結”的屬性。豐富的“脫域”[12]機制(如貨幣體系、標準體系、專家系統等),加之能源開發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跨越時空或者具體情景,體現既“統”也“分”的合作成為常態;可以說“有機團結”幾乎是一種必然。

“一帶一路”能源市場是發展型的市場,存在“統一”與“分化”兩種力量和演化進路。從整體上看,“一帶一路”能源市場是有機的統一體。隨著全球貿易、投資、金融等安排的完善,全球統一大市場正在形成。在能源領域,全球范圍內精細化的能源勘探、開采、加工、轉運、銷售等分工,使人們結成了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體。同時,在聯合國、經合組織、能源憲章、石油輸出國組織、國際能源署等架構下,一系列促進全球能源深度合作的機制制度得以建立、發展和完善。根據“路徑依賴”(制度慣性)原理,在前述因素的作用下,“一帶一路”能源市場將沿著“統一”的路徑強化。“分化”是統一的聯系削弱或者被分解破壞,“一帶一路”能源市場面臨著很多異化的力量和過程。在國際社會,由于能源的極其重要性,人們習慣于用多元綜合的思維(通常考量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多重因素)考察相關問題,這是思維上面臨的一個重大悖論。從能源市場內生變量上看,利益固化、失范、搭便車等,是統一市場的解構力量。從能源市場外生變量上看,資源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是深化市場聯系的障礙。從“一帶一路”的旨歸上看,推動統一的能源市場的建立有利于各方展開合作及利益實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一個目標和過程,其需要包容不同的意見和實踐做法。

三、“一帶一路”能源合作路徑

從前述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帶一路”能源市場在能源價值生產、主體結構、能源代際以及演化進路上,有自身的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在推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中,需要充分重視其的復雜性,一方面要尊重市場自身的邏輯與規律,另一方面要考量目的性,在求同存異基礎上實現帕累托最優。

(一)破除妨害能源市場自由的障礙

從“破”的角度看,推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要破除妨害能源市場自由的障礙。“市場自由”是確保各項事業獲得成功的關鍵[13]。“一帶一路”能源市場涉及廣泛的地域空間和多樣化的主體,雖然表面上看存有相當的市場自由度(如可以自由進行能源貿易、投資等),但是仔細的檢視(特別從前述特征分析視角)可以發現存在許多問題。如囿于壟斷、貿易壁壘、不合理投資審查等因素,能源價值鏈有斷裂的風險;囿于話語控制、經濟霸權、馬太效應等因素,能源市場主體結構出現單極化趨勢;囿于經濟衰退、技術轉移控制、基礎設施落后等因素,能源代際轉換停滯;囿于保護主義、資源民族主義、單邊或者狹隘的雙邊多重雙邊主義等因素,能源市場顯得更加分化;等等。要克服前述的諸多難題,需要相關體制機制上的變革[14]

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要廣泛的凝聚共識。統一的能源市場,不僅可以使各自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融入能源價值鏈),而且還可以解決氣候變化、貧困、和平、人權等人類發展道路上的共同難題。二是大國和有影響力的機構組織要有所擔當和做好表率。大國和有影響力的機構組織雖然是既得利益者,但是許多改革也符合他們利益及價值取向。三是整合現行機制。推動能源憲章、OPEC、IEA等較有潛力的機制完善功能。同時,在上合組織、東盟、歐盟、阿盟等組織中推動擴大相關議程。謹慎建立新機制。

(二)建立并完善能源市場治理架構

從“立”的視角看,“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根本上講是個“治理”問題,建立并完善能源市場治理架構就十分重要。從前述“治理”與“善治”的內涵以及能源市場特征分析基礎上看,需要做好如下方面:第一,合作建立促進市場良性發展的規范體系。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通過規范或制度的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在能源貿易、投資、運輸等領域推動相關條約法和習慣法的發展。加強能源大國、供應中心、消費中心、一體化區域等之間合作的法治化。第二,合作推動相關機制的建立、改革與完善。推動在參與、回應、透明、效用效率等“善治”要求維度上進行相關能源機制改革創新。適當時候考慮建立新機制。第三,合作促進市場自律機制發展。如前所述自由是市場的靈魂,市場有自身豐富的自律機制,只有在這些機制失靈時,干預才是必要和“合法的”。從自由市場主義的角度而言,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就應當充分讓市場發揮作用。因此,預防不必要不合理的干預是維護市場和諧的重要任務,這需要國際/區域/國家(地區)層面上的協商、協調。能源是一種戰略物資,因此,能源市場多表現為一種不完全的市場,裹挾著較多的利益與價值判斷。在全球分工如此細致及人們聯系如此緊密的今天,對一些觀念進行祛魅,對一些行為進行批判和防止,還原能源的商品屬性以及恢復能源市場的機能,就十分重要,需要共同協力。

四、結語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推進是國際社會的一個重大事件。然而,檢視現有的研究,許多沒有脫離自說自話的窠臼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預設。能源或者國際能源雖然對我國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但是我們看待它們不能被自我所局限,而應該開拓視野,在它們所處的語境中,在它們的發展規律中,全面地看待和分析。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打造一條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能源帶符合多數人利益;但是,這需要奠基于對“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特征的深刻認識以及采取平和、為多數人認同的路徑。本文將“一帶一路”能源市場特征歸納為:“一體化”的能源價值鏈、多中心多層次的主體結構、轉換中的能源代際和統一與分化的演化進路;從“破除妨害能源市場自由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建立并完善能源市場治理架構”兩個方面探討了推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路徑。通過上述研究,希望深化對“一帶一路”以及“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內涵的認識,同時,找到更為理想的推進路徑。

?





注釋:

[1] 能源是事關政治、經濟、生態、軍事等安全的戰略性事項;能源在國際、區域、國家層面的公共話語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

[2] 具體內容請參見習近平主席系列講話及《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等政策文件。從實然角度看,共建“一帶一路”必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舉措,但是這些舉措圍繞促進“經濟合作”這個核心,即制度安排為降低交易費用。從應然角度看,囿于政治的敏感性,共建“一帶一路”需要強調“經濟”屬性。

[3] 能源鏈是指發現、占有并充分利用能源及其衍生技術等一系列制度和活動的集合。

[4] 隨著全球化的加深,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地區的命運早已交織在一起。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應僅滿足于做全球發展的搭便車者,而應有自己的擔當和貢獻。

[5] 全球治理委員會將治理界定為:治理是許多個人和機構、公共和私人的為管理他們公共事務的許多方式的總和;其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通過其矛盾或者多元的利益可能被調和和合作的行動被采取;其包括被賦予強制服從權力的正式機構和制度,以及人們和機構在他們的利益上既同意也理解的非正式安排。原文表述請參見《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6] 之所以是概念框架,是因為其主旨和主要內容在于供給一定的原則、路徑、機制、方案等,而具體內容和細節等則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7] 從國內層面看,“一帶一路”內含了中國的發展需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產能過剩、資源依賴、增長乏力等問題,迫切需要拓展外部發展空間,到國際舞臺展示自身的需求、貢獻成為必然選擇。

[8]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地區在具體的能源資源稟賦上有差異,有的以盛產石油為主(如中東),有的則以天然氣為主(如中亞的土庫曼斯坦)等。

[9] 當然,還有基于區域一體化(如歐盟)、共同發展特征(如金磚國家)、國際治理(能源憲章/國際能源憲章)等聯系而形成的能源權力或話語中心。

[10] 如不同能源在價值(根據開發利用成本、可獲得性等決定)上差異巨大,考慮經濟效率、環境治理等目標就需要進行能源替代,以使各種能源資源得到最佳利用。

[11] 諸如此類反映能源代際的概念還有再生和非可再生能源、污染和清潔能源、燃料型和非燃料型等。

[12] 吉登斯將“脫域”界定為“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

[13] 市場有許多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如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惡性競爭等,因此,我們講的市場自由并不是不加監管和治理的絕對市場自由。

[14] 傳統不合理的政治、經濟體制安排,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產物,隨著基礎情勢的變更,進行變革勢所必然。從機制上看,現行的各種機制不僅表現得過剩,而且越來越碎片化,負效應越發明顯。

?

參考文獻:

[1] 胡德勝. 大國能源政策的國際政治特性芻議——詮釋2013-2014年烏克蘭事件對俄羅斯的影響[J]. 國際石油經濟, 2014, (10): 19-22.

[2] 歐俊. 論我國能源礦產的立法監管[J]. 西南石油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6, 18(1): 27-33.

[3] 于宏源, 李威. 創新國際能源機制與國際能源法[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0: 49.

[4] Rolland N. China’s New Silk Road[J].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Commentary, 2015: 1-4.

[5] Swaine M D.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J].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15, (47): 1-24.

[6] Graham J, Amos B, Plumptre T. Principles for good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J]. Policy Brief, 2003, (15): 1-6.

[7] 劉衛東. “一帶一路”戰略的科學內涵與科學問題[J]. 地理科學進展, 2015, 34(5): 538-544.

[8] Kaplinsky R. Globalisation and unequalis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alue chain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37(2): 117-146.

[9] Normann R, Ramirez R. Designing interactive strategy: From value chain to value constellation[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8: 29.

[10] Humphrey J, Schmitz H.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earch[M].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9.

[11] Delhey J. European social integration: From convergence of countries to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J]. WZB Discussion Paper, 2004, (SP I 2004-201): 1-25.

[12] Sachs J D, Warner A, Aslund A, et al.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5, (1): 1-118.

[13] [美] 卡爾·多伊奇. 國際關系分析[M]. 周啟朋等 譯.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267.

[14] 杜德斌, 馬亞華. “一帶一路”: 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J]. 地理研究, 2015, 34(6): 1005-1014.

[15] 金玲. “一帶一路”: 中國的馬歇爾計劃?[J]. 國際問題研究, 2015, (1): 88-99.

[16] 高世憲, 楊晶. 依托“一帶一路” 深化國際能源合作[J]. 宏觀經濟管理, 2016, (3): 55-58.

[17] 趙曉麗. 產業結構調整與節能減排[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1: 40.

[18] Lin B, Atsagli P, Dogah K E. Ghanaian energy economy: Inter-production factors and energy substitution[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 57: 1260-1269.

[19] da Gra?a Carvalho M. EU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J]. Energy, 2012, 40(1): 19-22.

[20] 涂爾干. 社會分工論[M]. 渠東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

[21] 立中. 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22] 斯. 現代性的后果[M]. 田禾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1.

?

?


上一篇: 胡德勝:中國應該如何對待《能源憲章條約》(2016年會論文)

下一篇: 任虎:“一帶一路”戰略與能源雙邊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研究(2016年會論文)

友情鏈接
行業協會
媒體機構

“掃一掃”

進入手機預覽

快播电影三级片